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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中国文学的绿水青山
作者:     日期:2015年09月02日     
年近六旬的刘醒龙比实际年龄看上去年轻很多,透着健康的气息。作为武汉市唯一一家文学期刊的主编,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率队进藏举行文学研讨活动,作为庆贺献礼,大有开风气之先的意味。

  刘醒龙刚从西藏回汉,第二天就要去南水北调工程全线采风,听说要采访,他很干脆地答应了。尽管来回坐了四天四夜火车,长途颠簸,难免疲惫,但访谈中,他的状态很好,既没有缺氧的“短路”状况,也没有醉氧的“迷糊”感觉。

  记者:这次到西藏感觉如何?

  刘醒龙:说实话,内心挺骄傲的。虽然我不是同行人中年纪最大的,却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没有吸一口氧气的。到拉萨的头一天晚上,开完会,再接受记者采访,就过了零点,上床之后竟然彻夜无眠。但从第二天起就正常了。原先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是最后一次去西藏了,事实告诉自己,或许还可以再在青藏高原上跑一两趟。

  记者:我知道《芳草》杂志近年来已经发了几期“吉祥青藏”专号,仅长篇小说就推出了像阿来的《空山》、朗顿·班觉的《绿松石》、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等,你作为《芳草》的主编,我想知道为什么《芳草》这么关注青藏等地文学?

  刘醒龙:我当《芳草》的主编已经10年了,回头看看,在那些既纯粹优雅同时又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中,青藏等地作家的作品占了相当大的分量。说实话,当初在我们杂志上发表藏地作家或者藏地题材的作品,还真没有刻意而为,完全是那些作品感动了我们,符合我们的选稿标准。相对来说我们做的好像略多一些,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关注了。这些年在文学界我落得一个“藏迷”的绰号,如此说法是俗是雅且不管他,我热爱白雪高原、蓝色水天的本性这辈子是改不了的。其实这个世界又有谁不是如此?研讨会后去珠峰地区采风,在珠峰大本营碰上一大群武汉人,他们预备在世界上最高的寺庙绒布寺过一夜,他们的言行举止就是很好的文学片段。不是所有的好作家都必须到过西藏,但在渴望中行走于西藏边地的作家一定会成为好作家。

  记者:在座谈会上,你说到中国的边地就是中国文学的绿水青山,为什么?

  刘醒龙:习主席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这话虽然是对如何建设美丽乡村而言,引伸到文学领域,同样具有深刻意义。新世纪已走过十五年了,当下的文学现状与未来的文学理想,每天都在分化与裂变,甚至出现用富豪榜、明星化来评价文学。“绿水青山”之说可以帮助我们重新找回文学的源头。在物欲指数一路向上,文学精神超跌之时,中国的边地正是中国文学的不可替代的绿水青山,只有珍惜懂得并发现这样的绿水青山,未来才有属于中国文学的金山银山。中国当代文学究竟该走哪条路,会达到什么境界,绿水青山是我们这些写作者的唯一福祉所在。守得住中国文学的绿水青山,才可以创造出中国文学的金山银山,这也是此次研讨会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记者:通过这么多年的认识和了解,你对边地作家的印象如何?

  刘醒龙:通过这么多年的接触和了解,我觉得边地的作家物欲要求淡一些,他们笔下的作品,像雪山高原厚重瑰丽,又像冰川湖水美妙惊世。我个人更看重他们对文字的虔诚,他们笔下的每一个文字、甚至每一个标点符号,都像在泥泞道路上一步一个的等身长叩。我个人过去不喜欢现在不喜欢将来也不会喜欢那些玩文字和玩文学的。前不久在合肥,拜见我的小说处女作编辑苗振亚,他当面说我的最大的长处是认真。我非常认同这一点。作家不是仁波切,也不是朝圣者,但对文学与文字的敬畏之心,是最重要的文学元素,也是堪称极品的文学禀赋。

  记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扎西达娃为代表的青藏高原上的作家曾经掀起边地文学的热潮,边地文学如何重塑昔日的辉煌?

  刘醒龙:我不太清楚你所谓的辉煌具体怎么定义,可以实在地说,辉煌的背后是寂寞,只有知道寂寞为何物时,才能走向辉煌。这次来西藏我去珠峰行走了一趟,面向珠峰深深鞠了一躬。珠峰的寂寞举世无双,才有珠峰无与伦比的辉煌。寂寞是本质,只有具有了寂寞的精神,才能成就辉煌。也可以这样说,看上去有些木讷,不会在媒体上唠叨,不习惯在媒体上说话的边地作家,肯定能够写出大作品。

  记者:这么多年,你的那些好作品也都是在寂寞中打磨出来的?

  刘醒龙:当然。

  记者:作为写作者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从事创作?

  刘醒龙:守住自己脚下的绿水青山,不刻意去迎合什么。守得住别处没有的绿水青山,最终得到的就是别人没有的金山银山。换言之如果满脑子全是金山银山,得到的可能是粪土,是垃圾。

  记者:我看过由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那是一部改变了很多乡村教师命运的作品,这应该算是文学的力量,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刘醒龙:我倒不这么认为,别人眼里的所谓成就感,对我却是万分尴尬。生活中有些事应该是由制度来保障的,而不是其他。其实我倒觉得你该放下这些旧作,看看我的长篇小说新作《蟠虺》……

  记者:我知道次仁罗布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作品《放生羊》,还有他的短篇小说《阿米日嘎》都是在《芳草》上首发的,今年的《芳草》第三期又用大篇幅刊发了他的长篇小说《祭语风中》,还配有大幅作者的图片,想知道你是怎么发现次仁罗布的?

  刘醒龙:哈哈,说起来我认识次仁罗布还真有点传奇。2008年元月我到青海参加也是我们杂志发现并推岀的青年作家龙仁青的作品研讨会,会后去了很偏僻的循化县城。那天下午参观十世班禅大师的故居后,在一个地方休息时信手翻开一本旧杂志,很无心地读了上面的一篇短篇小说,让我很震撼,没想到在这偏远的地方能遇上这么好的作品。后来我曾与次仁罗布开玩笑,肯定是班禅大师的点化,否则,怎么从他家一出来就遇上你?那篇小说让我记住次仁罗布这个名字,断断续续地打听的次仁罗布不下十个,最后才找到我要找的次仁罗布。

  寻找次仁罗布的过程也让我很感动,那些叫次仁罗布的都很诚实,不是就是不是,没有人为了可能的名利去冒充,从这里,我看到了边地之人淳朴和纯粹的一面。

  找到次仁罗布后,我向他约稿,他很快就给了《阿米日嘎》,当时杂志正要出一期用《绿松石》领衔的“吉祥青藏”专号,因为担心这个短篇会被朗诺·班顿先生的长篇淹没,就建议次仁罗布再写一篇,下次为他发头条位置。于是就有了《放生羊》《阿米日嘎》同步推出的安排。今后我们还会像推出次仁罗布那样,推出更多的关于“边地”的作品。

  记者:虽说《芳草》没有刻意而为,但对边地文学和边地作家的扶持和支持还是显而易见的,西藏自治区文联扎西达娃主席对你和《芳草》深表谢意,加上这次的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暨“中国故事:21世纪边地文学的价值与方位”研讨会,相信湖北和西藏的文学合作会更加紧密。这种合作,我们有没有预期达到什么效果?

  刘醒龙:前几次到西藏,临离别时,无一不是我们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这一次有些例外,不等我们被感动,一群西藏作家就先动情了。回到武汉多时,那些潮湿的眼光,仍像珠峰上的冰川一样在闪耀。相比边地作家,在物质条件越来越优越的内地,需要我们重新打量一下手中那把无所不用其极的美其名曰批判的手术刀,用文学来充分享受这个世界中最最需要的美与爱。在我们与边地作家的交往中,这种美与爱的合作,效果已经出现了。我们的最终意图,就是想通过这些效果的一点点积累,维护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尊严。

  记者:作为对边地怀有特殊感情的作家,你会创作与西藏有关的作品吗?特别是你已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如果动笔,你会不会在意题材风格的变化?

  刘醒龙:我只会担心自己写不好这些文字,事实上,1998年第一次去西藏我就写了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2013年第三次登上青藏高原,又写了《用胸膛行走的高原》之二。年轻时我没有写诗,人到中年,与青藏高原相遇,才激发出自己的诗情。这一次是第四次了,而且终于到达心仪已久的珠峰面前,能不能再写点什么,还不知道。面对堪称万物之王的珠峰,真的不敢保证能够写得出对得起自己、对得起高原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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