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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文学编辑和他的朋友圈
作者:     日期:2015年11月13日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的一代作家,有的刚刚平反,有的才初出茅庐,虽还未曾获得后来的盛名,他们常令汪兆骞欣喜不已。在位于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办公室里,汪兆骞见证了一个“文学的光荣年代”

“你看,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多可爱啊”

1979年,“文革”结束,文艺解冻,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用笔墨控诉人性受到戕害的时节,种种新的文学样态即将拉开序幕。也是在这个时候,38岁的汪兆骞去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用他的话来说,实在是“巧得很”。

“特别振奋!”这是他当时的感觉。人文社有良好的编辑出版传统,他刚去的那几年里,社长先是严文井,后是韦君宜,都是著名作家。编辑组来的稿件,也都来自当时最一流的作家之手。那些在“十七年”和“文革”中受文化专制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压制甚至迫害的作家们,在新时期获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将目光从政治宣传转向生命、生活和人性。而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磨难后,他们也对生活有了更深切的体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文学主力军,在中国文学沉寂已久的深潭中,搅动出巨大的声音。

那是一个文学复兴的时代,直至今日,依然令许多人念念不忘。作为亲历者尤其是参与者,汪兆骞更是如此。在他看来,这个时期是当代文学最光辉最光荣的年代,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在《往事流光》的跋中,他将其比做“中国文学长河中,最为汹涌澎湃的流段”,“一开始呈现了悲壮苍凉的情怀,拉开的却是辉煌的序幕”——比如寻根,比如先锋,比如往后种种;有古华,有王蒙,有莫言,有阿来,有无数人。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写作处处充斥着新鲜的空气,作家们也因此呈现出了一种意气风发的劲头。其中最为汪兆骞感怀的,是张贤亮的故事。张贤亮21岁时,因《大风歌》被划成“右派”,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1983年,平反后的张贤亮应邀到中南海参加政协会议,在被询问意见时,他一开口竟说:“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改造共产党!”出言大胆,闻者无不吃惊,但张贤亮却认为,共产党人必须有改造自身的勇气,只有不断自我改造,才有力量和能力去改造世界和社会。

“你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可爱啊,受过那么多罪,判过那么多年,但依然反过头来帮助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汪兆骞由衷赞叹道。作为一个传统的专业编辑和作家们的终生好友,他把新时期作家们在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那种纯粹的光荣昂扬的风貌,归于他们的精神人格。“凭我三十年的交往,发现咱们国家的作家的确是关心社会的,是有大局眼光的知识分子,为老百姓的苦难鸣不平,为社会进步唱赞歌。文者,国家公器也,非慷慨磊落之人不可为之。咱们这些作家,都当得起‘慷慨磊落之人’。”

因此,每当从80年代的记忆中返身,回到当下的文学生态时,汪兆骞总不免有点“困惑”,连带声调也高了起来,仿佛有些激动。“我发现我们的文学现在有一种困境,有点儿被现实生活捆绑,变得苍白、空洞和不真实。太多的人都去写古代,《甄嬛传》啦,《琅琊榜》啦,说实在的,都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要么就娱乐至死,要不就颜值把人弄得眼花缭乱,却看不到文学的真诚和批判能力,这是作家自己的一种不敬业。文学是一种创造,也是一种道义。”

谈王蒙有遗憾,

说张炜有愧疚,陈忠实让他“没办法”

前不久,王蒙先生以81岁的高龄获得茅盾文学奖。作为好友,汪兆骞在表示祝贺之余,也透露出一些遗憾:“我直率地说,这部获奖的《这边风景》,不是王蒙最好的作品。”而他觉得最好的,是王蒙在九十年代推出的“季节”系列(即《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那个小说真实、全景地写了知识分子的磨难和心灵史,没有一个作家能比肩。”

汪兆骞只比王蒙小六岁,却曾经当过王蒙的“学生”。1962年,王蒙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给现代文学史教授王景山老师当助教。而那时,汪兆骞正在中文系读大三。他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见到王蒙时的情景:王蒙穿着崭新的灰色西服,打着领带,面无表情地朝大家点点头。当时,王蒙已经因为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被打成了“右派”。

在经历了“十年动乱”后,王蒙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出了“季节”系列。作为编辑的汪兆骞在审稿意见上写道:“小说在透视世道人心,特别在探索知识分子灵魂,直指人性深处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然而,该系列的最后一部《狂欢的季节》于1999年刊出时,却受到了一些挫折。小说以“文革”为背景,编辑部里有人认为,里面有一些“讥讽”、“调侃”“文革”发动者毛泽东的语言,若不加以删改,就不能够发表。好在,新调任人文社社长的聂震宁也是一位资深作家,他支持汪兆骞的意见,不仅同意立刻发表,甚至还给王蒙预支了五万元稿酬——“在当时,巨款啦!”在人文社历史上,还没有过预付稿酬的先例。

赶上一个思想更加开放的年代,王蒙是幸运的,他的作品最终能够以原貌示人,没有遭遇大删大改的命运。但在更早几年,尽管改革开放逐步展开,但经历了长时间寒冬的人们在早春里也不免瑟缩徘徊。加上一个又一个运动、一种又一种思潮涌来,一些文艺界人士如惊弓之鸟,虽不明提“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但也不敢放弃“政治标准”。

直至今日,汪兆骞一想起“小兄弟”张炜的经历,还感到有些歉疚。2011年,张炜凭七百万字的巨著《你在高原》获得茅盾文学奖,但在汪兆骞看来,同样不能和他最好的作品《古船》、《九月寓言》同日而语。

1986年,《古船》在人文社主办的《当代》发表后,引起文坛巨大反响。然而,在当届的茅奖评选中,尽管《古船》得票始终名列前茅,最终却没有获奖,因为“上面不同意”。其实在此之前,《古船》的命运就现出征兆了:因为涉及对暴力土改的批判,它从甫一问世起就陷入争议,甚至一度被勒令禁止出版单行本。当时才30岁的张炜没有气馁,反而又在1991年拿出一部同样优秀的《九月寓言》来,交到了《当代》。汪兆骞看到后,奉之若宝。他和同事们认真编好,准备发到最新一期刊物上。不料就在这时,老主编秦兆阳先生却突然做出了退稿的决定,还让汪兆骞亲自去山东威海把稿子交还给张炜。

当时,汪兆骞很难理解秦兆阳的决定,甚至十分不满。因为《九月寓言》是编辑部特地向张炜约来的稿子,况且在他看来,已经比《古船》大大“退了一步”了。直到好几年后,他才明白了老人当年的固执与苦心。秦兆阳在五十年代曾因文章被打成右派,对共和国的政治运动多有体会。《九月寓言》写成时正值政治风波平息不久,非常时期,他不得不愈加小心翼翼地保护着新作者张炜,也保护《当代》不受牵连。“语境就是那个语境,老主编也没有办法。”

让汪兆骞同样感到“没办法”的,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白鹿原》在1992年横空出世后,着实让文坛震撼了一把,但一些来自“上面”的批评指责也接踵而至,甚至有一位领导明令指示不准将其改编为影视。以“性描写多,不干净”为罪辞,《白鹿原》一时成了洪水猛兽。为了发表与评选茅奖,陈忠实不得不违心删改了作品,删掉了那些“文学的血肉”。好在后来,陈忠实“凭着陕西人的拗劲”,将原版公之于众。

“就因为是领导,不喜欢就干涉文艺,说不行就不行?”作为一个曾在政治压力下从事过文艺工作的老编辑,提到这一段,汪兆骞说起来还有些不平。不过,他欣慰的是,“现在在这一点上比原来要好,相对宽松”,不论如何,那种“一言堂”、以一个人的好恶来决定作品命运的时代还是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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