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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书法对唐代书法的影响
作者:     日期:2017年03月11日     

  “二王”书法在南朝即被社会朝野重视,宋、齐、梁、陈宫廷多有购藏。到了唐代,唐太宗推崇王羲之,广为搜购王氏书迹,派大臣赚取《兰亭序》,并摹拓多本分发给王公大臣;弘福寺怀仁和尚又集王羲之书刻成《圣教序》。于是,唐代书法不仅有陆柬之书《陆机文赋》等“二王”体行书札稿,而且还因唐太宗以行书入碑书《温泉铭》,开启了行书入碑的先河。唐代碑刻、墓志行书风行,甚至出现了所谓“圣教体”“院体”书法。另外,唐代行书也出现了以颜真卿《祭侄稿》、李邕《麓山寺碑》等为代表的创新之作。研究唐代书法在对“二王”传统的继承中出现的僵化和创新两种不同结果,相信会对当代书法继承经典和开拓创新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李邕《麓山寺碑》拓片局部

  《兰亭序》《圣教序》对唐代行书的影响

  □黄鸿琼

  《兰亭序》《圣教序》被推崇有其时代背景及原因。王羲之、王献之、钟繇、张芝于东晋之后被推崇为“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的“四贤”,但是东晋、南北朝、隋朝各朝代都为“四贤”中谁是第一争论不休。至初唐时,唐太宗李世民一锤定音,认为王羲之第一,并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皇帝说《兰亭序》为“天下第一”,没人敢说第二。其实“四贤”的书法艺术优劣差异甚微,很难定夺谁第一。唐太宗李世民认为《兰亭序》为“天下第一”是有其内在和外在原因的。首先,唐太宗崇尚妍美、虚静、冲和的审美情怀与《兰亭序》的优美书风与内涵相契合;其次,虚静、冲和的审美体现了儒家的“中庸”美学观,王羲之是大儒,推崇王字也是在推崇正统的审美观念;再次,王羲之是信仰道教的,唐高祖李渊于唐初时即确立了崇道抑佛、道先佛后的观念,这又进一步契合了唐太宗的观念。

  《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的内容是有关佛教的。此碑的出现对唐代书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民间和佛教界的书法影响甚大。另外,此碑的出现对提高佛教在唐朝的地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体现了玄奘与怀仁的大智慧。在崇道抑佛的初唐,佛教处于劣势。玄奘为了逆转此局,通过多方努力、多次恳请,最后感动了唐太宗。也因唐太宗敬佩玄奘的人品、学问、才识和风度,终于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八月为玄奘所译经书写了总序《大唐三藏圣教序》。之后弘福寺怀仁花了24年搜集王字,集成并刻了《大唐三藏圣教序》石碑。皇帝文、集王书,这一绝妙的结合给佛教带上了“护身符”,促进了佛教的发展。虽玄奘、怀仁修《圣教序》意在佛不在书,但却为王字在唐代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由于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极为崇拜,宫廷便出重金购买王书遗迹藏入内府,供君臣赏玩临习。因此王字几乎被宫廷垄断,所以《兰亭序》主要在宫中流传。而《圣教序》更重要的使命是传播佛教和树立佛教地位,因此《圣教序》主要在民间和佛教界流传。据记载,《圣教序》的流传远涉边疆及疆外,甚至宫内外仿《圣教序》集王字刻碑者也甚多。《兰亭序》《圣教序》于官方、民间盛行的原因,一是皇帝倡导,二是社会审美使然,三是《圣教序》的推广有宗教色彩在催化。

  唐太宗认为王羲之书法前无古人、尽善尽美。他亲笔作《王羲之传》,赞王字“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据《太平广记》记载,唐太宗“出内帑金帛,购人间遗墨”,存宫中把玩研习。之后唐代各帝王也以王字为宝,秉承书法,代代相传,因此《兰亭序》《圣教序》影响了整个唐代的行书。

  窦臮《述书赋下》云:“武后君临,藻翰时钦。顺天经而永保先业;从人欲而不顾兼金。”陈思《书小史》亦有武后“好飞白书,自题升仙太子庙碑额。后好书,尝墨制问石泉公王方庆求其祖父书,方庆进十一代祖导以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后御武成殿示群臣”的记载。武后《升仙太子碑》《万岁通天帖》即为学习王羲之一门书翰的体现。唐太宗、高宗、玄宗行书也各有其妙,都活灵活现地体现了羲之书法的神韵。

  另外,初唐《兰亭序》有冯承素摹本及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临本,亦可见唐人对王书崇拜之深以及王书影响之大。

  在《圣教序》成书四年之后,唐大臣高正臣以行书书写了《明徵君碑》。此碑现立南京栖霞寺门前,酷似《圣教序》。《苍润轩碑跋》称《明徵君碑》“书自《圣教序》中出,极有风骨可爱”。

  唐张从申四兄弟书法均得右军笔法,特别是张从申所书《福兴寺碑》《玄静先生碑》《改修吴季子庙碑》。王澍《竹云题跋》云:“自唐以来,士林甚重此碑(《圣教序》),匪直《兴福寺》《隆阐法师》等碑为显效其体,即李北海、张司直(张从申)、苏武功(苏灵芝)亦皆从此夺胎。”李邕《麓山寺碑》明显取法《圣教序》字形,韵致极似,但更刚劲、厚重、大气而自成一体。苏武功的《易州铁像颂》亦脱胎于《圣教序》。

  唐代以行书名世的书家还有陆柬之、杜牧、张少悌等。陆柬之《陆机文赋》极有王字雅韵,可谓一脉相承;杜牧《张好好诗》有晋人意趣;新近出土的张少悌《高力士墓志铭》典雅秀丽,亦类似《圣教序》。

  当然,谈唐代行书不可绕过颜真卿。颜真卿早期学王,行书中有《圣教序》厚重的一面,亦有唐太宗书法风貌在内。其行书最终能实现脱胎换骨的创新,自出机杼,并达到另一个高峰,实为不易。

  吴通微、吴通玄兄弟俩是唐德宗时期的翰林院学士,专为皇帝掌诏敕起草。二人受皇帝恩宠,因此书风影响一时,被称为“院体”。虽二人书出《圣教序》,但流熟软媚。“院体”书的出现,影响面较大,把晚唐行书带“俗”里去了,因此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在题《圣教序》时说:“然近世翰林侍书辈多学此碑,学弗能至,了无高韵,因自目其书为‘院体’。由唐吴通微兄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学弗能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尝俗也。”

  可见《兰亭序》《圣教序》对唐代行书的影响有仿效直接集字,也有学习、创新两大类,亦有一类写俗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书法可以体现时代脉搏。《兰亭序》《圣教序》于唐代盛行,早期更盛,晚期稍弱。晚期“院体”俗书虽出自《圣教》,但却低俗不堪,影响极坏。

  王羲之书风于唐代的圣化与泛化

  □胡湛

  王羲之被后人称为“书圣”,一般认为是唐太宗对其推崇的结果。而实际上,在唐之前的东晋当世和南朝,王羲之就获得了至高的书法影响与地位。

  刘宋时,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称王羲之书法“博精群法”“古今莫二”,一把把王羲之推上了至高的历史地位。南齐王僧虔《论书》称:“崔、张归美于逸少。虽一代所宗,仆不见前古人之迹,计亦无从过于逸少。”其评其他书家多以王羲之为参照,亦可见出其是以王羲之为评价之标杆。

  在东晋时,桓玄有收藏爱好,已大量收藏王羲之书迹。起初朝廷未尝搜求右军书。而羲、献曾经为官的绍兴、吴兴等地,民间对“二王”书多所收藏。宋孝武帝刘骏雅好书法,始以朝廷购买搜求鉴藏王羲之书法。至宋明帝则大为搜集“二王”书。关于“二王”书法之优劣,史籍记载也很明朗。羊欣称:“献之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庾肩吾《书品》评王羲之为上之上,评王献之为上之中。其时袁昂《古今书评》云:“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又说:“王子敬书如河洛间少年,虽有充悦,而举体沓拖,殊不可耐。”王羲之绝世超群的影响地位在南朝已经确定。梁武帝为传播弘扬王羲之书法还做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就是命周兴嗣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字编撰摹集《千字文》而广播天下。现存智永《千字文》就是其摹写传播于诸寺及社会的遗迹。

  唐太宗以其九五之尊为《晋书》撰写王羲之传评,称其“尽善尽美”,确实对王羲之被奉为“书圣”起到了推动作用。唐太宗珍爱王羲之书法,在广收社会散存王羲之书迹后,又在大臣房玄龄的建议下派萧翼从智永弟子辩才处赚得王羲之书文俱佳的《兰亭序》。太宗得到《兰亭序》后,不以之私赏,而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各拓数本,以赐太子、诸王、近臣。世传“神龙本”《兰亭序》今多称冯承素摹本,其实并不准确。其依据是元郭天锡跋语:“弘文馆冯承素等奉圣旨于《兰亭》真迹上双钩所摹。”其言“冯承素等”只是一种大致的群体所指,而非确指。而褚遂良《拓本〈乐毅论〉记》则确指冯承素摹写。除这些摹手外,尚有弘文馆书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的临摹本。虞、褚的传称墨迹本,后世“定武”《兰亭序》人称欧阳临本。因是临本,故各有特点。唐代书迹当以陆柬之《陆机文赋》最得《兰亭序》形意。其时宫廷弘文馆等教授书法必以《兰亭序》为高标范本,因《兰亭序》首字而衍化出《玉堂禁经》的“永字八法”。但手摹传播《兰亭》的方法毕竟有局限,很难使该帖获得更广泛的传播。

  唐太宗为唐三藏撰写《圣教序》并由太子李治作记。为使这一文化工程能够成为更多人接受的经典,他不再像其书写《温泉铭》一样亲笔书写序文,而是效法梁武帝,敕命怀仁和尚摹内府所藏王羲之书集成序文。这一集两位皇帝撰文、“书圣”王羲之书法的佛教文典自然成为影响唐代书法的重要文本。李隆基即身体力行模拟王书,传有著名的《鹡鸰颂》。其时名臣徐浩、苏灵芝、李邕等亦极力追摹《圣教序》书风,如徐浩有《朱巨川告身》、苏灵芝有《铁像碑》、李邕有《麓山寺碑》等。朝廷之弘文馆、崇文馆、翰林院等更是随之附会。加之社会风随,逐渐形成一种流风,被称为“院体”书法。但这种“院体”书法因大多追摹者只得其形,笔力孱弱,骨神乏味,竟成为一种带有贬义、名声不太好的书法风格。实际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样。当“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兼具雄健与流美的王羲之书法被封为神圣,世人广为学习时,难免走向泛化和流俗。特别是在帝王、名臣、名家模效羲之书风并影响社会,致使民间书翰、墓志也大量书写“圣教体”时,其走向泛化靡弱则在所难免。对王羲之书法的批评之声也随之而起。如张怀瓘竟评王羲之草书“有女郎才,无丈夫气”。韩愈《石鼓歌》则称:“羲之俗书趁姿媚。”其实王羲之书法在钟、张二人基础上进行变化创新,其艺术魅力和境界是不容否认的。但艺术不能一味复制,其生命力的延续必有赖于出现新的创造发展。唐代行书相对楷书、草书似乎创造性不够,但也有李邕融会北碑笔法,以及颜真卿融会篆隶,强化中锋外拓笔法的创造,形成了唐代行书耀眼的一页。

  唐代河北“圣教体”墓志

  □赵生泉

  河北地区南限黄河,北连沙漠,东临沧海,西阻太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加之物产丰饶、文化繁荣,自秦汉以来,每逢乱世,河北必为兵家争雄之地,刘秀、曹操均借此而定天下。到了唐代,河北在全国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得益于丰厚的文化底蕴,其文化艺术依然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即使因“安史之乱”,它与全国的联系几乎完全被割断以后,此地也没有沦为文化荒漠。“安史之乱”后,易、定二州出现的富有《圣教序》意味的墓志即足以证明这一点。

  易、定二州原属成德军。建中三年(782)二月,唐德宗以成德旧将张孝忠为易、定、沧节度使,号义武军。后沧州析置横海军,义武军仅辖易、定二州。身处燕州、成德两大强藩之间的特殊形势,使义武军与朝廷往来频繁、关系密切,故其书风与中原相近,地域色彩不甚突出。

  《张君妻王氏墓志》立于贞元九年(793),是当地年代较早的行书佳作。其章法疏朗,体势精严,能传《圣教序》之形;唯结体过于拘谨,整体格调未臻高远。九年后的《王恒汎墓志》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因刊刻较差而流于生拙。到元和年间(806—820),上述两个问题都得到了有效克服。如元和八年的《宗惟政墓志》,笔法、字法和刻法都很熟练;三年后的《石默啜墓志》刊刻稍粗,字法却极纯正。但另一方面,这两件作品的行款都偏于紧密,失去了王书的疏朗风韵。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此后,“圣教体”渐趋平正,出现了《宗惟政妻杨氏墓志》及《赵全泰墓志》等。《宗惟政妻杨氏墓志》作于宝历二年(826),字势飘逸而笔画平正,颇存荒率之美。《赵全泰墓志》成于大和五年(831),出土地点不详,最早著录于《常山贞石志》卷三,或据此定为正定县出土。其用笔流利典正,字势纵长均衡,在把握笔法和处理结构、章法等方面均达到了相当水平。特别是平正化的处理方式,更使其别具魅力。大中十年(856)的《郑恕己墓志》、咸通十四年(873)的《杜鸿墓志》与之声息相通,而字形变化更大,用笔也更加熟练,甚至出现了一些程式化的线条,已多少流露出几分衰颓之气。

  分别成于大中元年和三年的《史氏墓志》和《张锋墓志》,均作王体行书,颇熟练。相比之下,《张锋墓志》刻法粗犷,书风混杂,未能尽传王书神韵;其妻《史氏墓志》则用笔肯定,转换分明,结构内敛,楷式意味较强。与此同时,两志用笔及结体方法亦与纯正的王书有所区别,而与幽州、成德的书风较为接近,表明“圣教体”在流传过程中已发生细微的变形。(按:苏灵芝曾在易州任职,并留下许多重要碑刻,或许对此有所影响)

  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易、定二州的墓志行书由疏朗而紧密而平正,共发生两次大的变化。这中间不可避免地伴随种种讹误、变形以及不同书写习惯的渗透与冲击。所有这些,除使其风格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外,势必会造成“圣教体”逐渐衰落,并最终走向“消亡”。乾宁四年(897)的《罗亮墓志》笔法单调,习气甚深,却不乏肖似“二王”的字形,就是这一过程的必然归宿。

  这种风格与王羲之书风,特别是与《圣教序》联系密切,甚至可以称之为“圣教体”。更重要的是,河北地区的“圣教体”墓志并非易、定二州所独有,其他藩镇也出现过类似作品。举例来说,魏博境内有《王通夫妇墓志》和《刘君妻郭氏墓志》。前者作于长庆三年(823),刻工不佳,但笔画纵长,重心安排极富变化;后者作于大中六年,字法纯熟,用笔肯定,且不乏直接出自《圣教序》的字形,如第六行“矣夫人”三字。

  又如石家庄市郊出土的《李君妻王氏墓志》成于元和十二年,通篇稍嫌拘谨,而单字清秀精审,温文尔雅,一派王风,虽未登极致,倒也不失为清丽可人的小品。《毕游江墓志》于清道光年间(1820—1850)出土于正定白雀寺,比《李君妻王氏墓志》早14年,成于贞元十九年,属同类风格,只是横势较强,以致流媚稍逊。

  邢台市出土的《□广兴夫妇墓志》成于大和二年,取势平正,楷意鲜明,而字形流丽,颇带时风,与《宗惟政妻杨氏墓志》非常接近。与之相比,内丘所出大中三年的《卫仲舍夫妇墓志》笔势放纵,本应取得相当成就,但碍于书、刻技艺不高等主客观因素,通篇气韵有欠流通。

  我们知道,通过尊王,唐太宗隐然已将唐代行书建筑在王羲之风格之上。但是,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水平,传世王书多入内府之后,虽有摹拓善本流传于世,但数量毕竟有限,普通人士难以由此借径。因此,怀仁历尽艰辛,于咸亨三年(672)勒成的《集王圣教序》,实际上就是一个推广和延续王书的“标准范本”。它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摹集王字以刻碑的风气终唐之世不衰,且愈演愈烈;二是王书的流传范围因有本可依而日渐广大。北宋中期,钱易《南部新书》说:“中土人尚札翰,多为院体者。贞元年中,翰林学士吴通微常攻行草,然体近吏。故院中胥吏多所仿效,其书大行于世,故遗法迄今不泯,其鄙拙则又甚矣。”南宋陈槱《负暄野录·小王书》亦引黄伯思说称:“僧怀仁集右军书唐文皇制《圣教序》,近世翰林侍书辈学此,目曰‘院体’,自唐世吴通微兄弟已有斯目。”据此可知吴通微行书源出《圣教序》,在贞元年间(785—804)影响颇大,至北宋更衍为“院体”。易、定二州的墓志行书出现的年代,与吴通微大致相仿,书风亦出于《圣教序》,正是这种时代风气的反映。

  《兰亭序》《圣教序》在唐代西域的影响

  □博望

  《兰亭序》在唐代几经著名书家临摹得以推广,起始者乃唐太宗李世民。因其喜爱王羲之书法,便广搜王氏真迹,着萧翼赚《兰亭》,并派大臣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临摹《兰亭序》。

  《兰亭序》在清代已有李文田提出异议,上世纪60年代又有郭沫若、高二适“兰亭论辨”纷争。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专心临摹,为皇帝做事,不敢懈怠。我认为,他们的临写本与《兰亭序》的真迹不会相差太远。以他们作为名家的“范儿”,理应使临摹达到极致,并或多或少保留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冯承素所临《兰亭序》峭拔精细,一丝不苟;虞世南所临端严浑圆,率真简淡;褚遂良所临则瘦硬神俊,神采奕奕。天下虽得睹《兰亭序》仅少数几人,但能看到以上几家临本者不乏其人,所以《兰亭序》作为行书榜样也就有了扩大影响的趋势。冯承素“神龙本”也好,欧阳询“定武本”也罢,以上几家学王,其他人则学冯、虞、褚、欧临本,从而推广至全国。

  《兰亭序》在江南、唐都长安、内地中原均有巨大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西域也不例外。敦煌有王羲之《兰亭序》摹本,有李世民《温泉铭》临摹本。李书来自王书,准确地说出自《兰亭序》。纵览唐代敦煌文书,有一大批文书的字体类似《兰亭序》,或多或少受到了《兰亭序》的影响。而邻近敦煌的吐鲁番又如何呢?

  西域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在唐代的一大批吐鲁番文书行书字法娴熟,与中原王羲之书风相类,良少差异。吐鲁番、敦煌文书书风自唐以后与内地雷同,这是唐代科举考试明经取士所导致的。青少年自小习书与《兰亭序》面貌相同或直接取法《兰亭序》,这从诸多文书中可以看到。唐代选官实行科举制,考试内容以经学为主,因而抄经、临习《兰亭序》几成文人科举入仕的必由之路。于是乎,《兰亭序》行书成为自唐以后各朝代行书的标准和榜样。

  再看西域新疆边远之地于阗(今和田)发现的唐代和田儿童李仲雅仿《兰亭序》的习字帖。此仿本有“向之所欣,(俯)仰之间”,残片上的“欣”字分明就是《兰亭序》中的写法。在西域偏僻边远的地方能见到唐代学生的习字帖,说明当时的教育在书法学习上有以《兰亭序》为临本的现象存在。

  王羲之七世孙智永所写的八百余本真、行两体《千字文》在唐以前至唐初就已有较大的影响。智永真、行书均托钵于“大王”。在民间,“大王”书风的固有魅力加上智永的极力推广,就形成了唐代推崇王羲之书风的铺垫,形成了以《兰亭序》为面目的行书定式。被统治者推崇、文章绝美、书法艺冠群芳,这三方面的因素使《兰亭序》被推为“天下第一行书”,影响至今而难以被超越。

  《圣教序》是《大唐三藏圣教序》的简称,由唐太宗李世民撰文,由沙门怀仁从王羲之书法中集字刻成碑文,因而又将此碑取名为《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此碑刻立于唐咸亨三年,笔法遒劲、端丽、稳健,兼有《兰亭序》的雍容与雅致,是学王羲之行书之圭臬,因此取法效尤者众,与《兰亭序》一样对唐以后历代行书的发展起到了引领、楷模作用。

  几万件敦煌、吐鲁番文书,洋洋大观,其中唐代文书与欧、虞、褚、薛所承袭的大王《兰亭》之风庶成一脉,宗《兰亭序》、习《圣教序》斯成风气。《圣教序》虽然镌刻时间在唐高宗李治时期,晚于《兰亭序》摹本,但二者皆出于右军。而摹本与刻本有一定的区别:前者有书写的韵致,上承下接,衔接自然,提按分明,行气贯穿,自然有序;而集刻本《圣教序》,有人为的痕迹。怀仁虽呕心沥血,然集字造成行气贯穿稍弱一些。但这并不影响民众对两帖的认可。自唐以降,王氏行书大盛,一脉相承,流传至今。但物极必反,王氏书风千人一面,逐渐趋于平淡媚弱,学者众、入髓难,兴盛之时亦正是衰弱下滑之始,终成帖学弊端。于是也就有了傅山的书法革命、康有为倡导的碑学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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